□ 鐘厚濤 蔡英文上臺以來，采取“媚日抗陸”策略，不斷加大力度強化對日實質關系。日本安倍政府出于“以臺制華”戰略考慮，也積極配合蔡英文。2017年在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臺等一系列動作拉抬下，臺日關系達到近年少有的“黃金期”。2018年初，蔡英文當局試圖延續2017年臺日關系發展的“良好勢頭”，推動雙方關系升溫。但在中日關系逐漸回暖的背景下，日本處理臺灣問題趨向謹慎，臺日關系發展步伐放緩。盡管如此，臺日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領域依然出現了多個值得關注的新動向。 一、蔡當局不斷強化臺日政治互動 為深度嵌人美日等國主導的“印太戰略”，蔡當局在極力強化與美關系的同時，也積極強化對日關系。蔡英文在2018年“雙十講話”中強調，“和臺灣共享民主價值的日本，無論是在國際場合的聲援或是天災時相互協助關懷，都讓雙方的友誼越發密切。” （一）深化制度化合作 2018年臺日在既有基礎上，簽署了“年輕學者共同研究備忘錄”、“專利檔卷資料交換相互合作備忘錄”、“中小企業支援及促進中小企業合作備忘錄”、“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”和“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合作備忘錄”等五項備忘錄。此外，日臺還將“海洋事務對話”制度化，以解決臺日在海事上的糾紛。 （二）加強高層互信和民間往來 2018年2月臺灣地區花蓮地震后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專門致函慰問，并稱蔡英文為“總統”，聲稱“值此臺灣遭逢困難之際，日本愿提供一切必要支持，并已派遣警察及消防員等組成的專家小組赴臺，盼全力協助搜索、救災活動”，日本民眾捐款超過7400萬新臺幣。在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方面，日本也積極為臺發聲。2018年5月，世界衛生大會（WHA）舉行前夕，“日本臺灣交流協會”稱為避免國際防疫工作出現空白，日本支持臺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。此外，蔡當局還積極鼓勵臺灣民眾赴日旅游，以圖進一步夯實臺日關系的社會基礎。據日本觀光廳近日發布的消費動向調查報告顯示，2018年4至6月間，臺灣游客到日本的總消費金額是1502億日元（約新臺幣413億元），占整體13%，僅次于中國大陸，高居第二名。2017年臺灣赴日游人數為456萬，2018年可望突破500萬。 （三）強化臺日所謂“國會外交” 蔡當局高度重視對日“國會外交”，蔡英文親信、“立法院長”蘇嘉全擔任跨黨派的“立法院臺日交流聯誼會”會長，成員超過100人，并曾多次組團到日訪問。2018年5月，在安倍晉三表示“日本僅會與臺灣保持民間往來”后，蔡當局不甘心，企圖利用“國會外交”提升與日本實質關系。10月9日至11日，蔡英文當局邀請“日華議員懇談會”會長古屋圭司等29名日本議員訪臺，借此進一步拉抬實質關系。“日華議員懇談會”為日本國會中最大的跨黨派“友臺”組織，目前在參眾兩院有284名會員，占參眾議員總數的40%左右，實力不容小覷，是日臺關系提升的重要推手。 但總體觀察，囿于中日關系大局，臺日政治關系進展有限。2018年5月，李克強總理訪日期間，安倍晉三表態稱，“日方將按照日中聯合聲明的規定，僅會與臺灣保持民間往來”。島內輿論分析，這是安倍執政以來首次對中國大陸表達如此明晰的對臺政策，這一立 場無疑給蔡英文敲響了警鐘。2018年10月，安倍訪華期間再次重申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對臺灣問題的立場。在此背景下，日臺關系呈現出“高開低走”的態勢。2018 年5月日本“黃金周”期間，只有“區區兩小團”日本在野黨議員（分別由立憲民主黨的蓮舫及公明黨議員富田茂率領）訪臺，沒有一位是執政的自民黨議員，這與往年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反差。 二、蔡當局謀求與日聯手開拓第三地市場 長期以來，臺日經貿關系密切，目前日本是臺灣第三大貿易伙伴，僅次于中國大陸和美國。2018年1至8月，臺日貿易額440.73億美元，較2017年同期增長9.25%。在對日經貿關系方面，蔡當局不止于提升雙方經貿關系，還想借助日本力量，融人國際性和地區性的經濟合作組織，特別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（CPTPP），化解目前臺灣在區域經合組織中逐步被邊緣化的困境。CPTPP是TPP的縮小版，由日本主導，包括澳大利亞、文萊、加拿大、智利、馬來西亞、墨西哥、新西蘭、秘魯、新加坡及越南等共11個成員，2018年底生效。蔡英文當局正極力謀求日本支持，希望在日本加持下參與CPTPP第二輪會談。2018年11月APEC會議期間，蔡英文交給張忠謀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在與安倍的會晤中，明確表態尋求日本支持，盡快加人CPTPP。而對于臺灣的參與意愿，日本也公開表態支持。日本官房長官營義偉稱，“歡迎臺灣加人”，“將為臺灣提供相關信息，以支持其加人”。 除謀求利用日本加持加人CPTPP外，蔡當局還意圖與日本聯手，進一步推行其 “新南向政策"。蔡當局深知臺灣力量單薄，需要外力支撐才能確保“新南向”成功，而8本在東南亞深耕多年，經驗豐富，因而蔡當局多次向8示好，尋求在東南亞等地區進行合作。 （一）蔡當局高度期許與日本合作進軍“新南向” 蔡英文在會見日本國會代表團等場合，多次表示期待借助“新南向政策”與日本在東南亞等地區合作，尋求“三贏”機會。臺“駐日代表”謝長廷稱，“日本長期深耕東南亞，也是‘東盟+3’重要成員，具有技術研發和品牌形象等優勢，臺在高科技和制造業等方面有專業特長，日臺合作空間巨大，可以產生‘1+1>2’的效果”。李登輝在談及“新南向政策”時，也建議蔡英文“要找日本安倍晉三”。 （二）臺日強化制度性對接 蔡當局意圖與日本聯合開發“新南向”市場，獲得日方積極響應，采取多項措施與臺共同開拓第三地市場。2016 年底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（JETRO）與臺灣“外貿協會”聯合對5個東南亞國家進行調研，并分別在東京與臺北舉辦“臺日合作拓展第三地成功案例說明會”。2017年10月，雙方在第11屆年度聯席會議上簽署新版合作備忘錄，謀求聯手開拓第三地市場，尤其是在印度針對電動汽車及智慧城市等產業的合作。2018年6月，臺日共同成立“第三地市場合作委員會”，由“臺灣日本關系協會”會長邱義仁與“日本臺灣交流協會”會長大橋光夫分別擔任團長，主要目的是促成臺日中小企業在第三地的經濟、貿易、知識產權、關稅等重要領域合作。臺“經濟部”也召開“臺日新南向商機與趨勢探討交流會”，謀求開創臺日企業合作新模式。 （三）雙方企業在第三地合作漸趨升溫日在東南亞南亞等地深耕多年，在汽車、家電、石化及制造業市場占有率較高，臺日在東南亞等地存在產業鏈上下游互補關系，未來雙方將進一步強化這種產業分工合作關系。2017年5月，馬來西亞日系AEON超市淮許臺灣“貿協”在其超市內設立臺灣清真商品專區，被譽為“日臺第三地合作的成功典范”。另外，在8本本田汽車牽線促成下，臺灣輝創電子與印度汽車零組件龍頭企業桑哈科技公司簽約，合作生產倒車雷達、行車記錄儀、汽車防盜與安全警示系統等。此外，臺灣“中油”擬以“臺日印”聯盟方式，在印度蒙德拉（Mundra）工業區建設石化園區，整體投資規模為1700至2100億新臺幣。 三、蔡當局謀求強化臺日軍事技術和情報合作 長期以來，臺日在軍事安全等領域的合作一直比較低調，但近期明顯轉趨高調，由之前的“做而不說”逐步轉為“既做又說”，甚至“未做先說”。蔡英文也多次公開表示，臺日“應該加強在戰略安全上的合作關系”。 一方面，日本暗助臺灣“潛艇自造”計劃。2018年日本在協助臺灣建造潛艇事宜上，動作尤為明顯。根據臺灣《中國時報》等媒體披露，臺灣“潛艇自造”的第一艘原型艦，極有可能是美日聯手助臺，美方負責作戰系統，而日本團隊主要承擔潛艇的載臺設計。目前“潛艇自造”主承包商臺灣國際造船有限公司（簡稱“臺船”）已經在美方要求的名義下，聘請日本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潛艇部門多位退休工程師擔任顧問，負責整體建議評估、技術人員培訓、焊接技術指導等工作。島內輿論認為，“不管以什么名義，日本對參與臺潛艇制造都是志在必得”。 另一方面，蔡當局加緊與日制度性情報合作。蔡英文上臺后，加緊與日本情報對接。2017年“臺灣日本關系協會”秘書長張淑玲透露，當前“臺日關系”是1972年“斷交”以來“最好的時期”，臺灣期望“在安保議題上更進步，能與日方展開軍事對話、共享情報信息”，美日軍機軍艦具有通聯機制避免誤傷，“臺與日本建立情報交換機制是有必要的，免得到時要打誰都不知道”。2018年1月 26日，《日本經濟新聞》透露，“臺灣日本關系協會”副秘書長范振國在發布會上主動向8本提出，希望臺日雙方能夠交換關于解放軍活動等方面的安保情報，并形成制度性安排。長期以來，美國為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，要求亞太地區盟友的情報共享都必須以美國為中介，但特朗普政府為落實“印太戰略”，積極鼓勵印太地區盟友發揮其主動性，允許日本與韓國直接進行情報共享。蔡當局也見獵心喜，積極尋求跳過美國直接與日本進行情報合作。 整體觀察，目前臺日關系正在以“鴨子劃水”、私下用力的方式逐步推進，雙方在政治、經貿、軍事等方面都出現新的進展，但臺日關系也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困境，許多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海洋漁業爭議等始終懸而未決。馬英九時期，臺灣當局以良好的兩岸關系為依托，在與日談判中爭取到一定的主動權和發言權，迫使日本方面做出一定讓步，并于2013年簽署《臺日漁業協議》。但蔡英文上臺后，拒不承認“九二共識”及其核心意涵，兩岸官方交流全面停擺。在兩岸關系緊繃的情況下，蔡英文當局在對日漁業談判中只能更加被動，根本無力解決相關問題。近年來，日本核輻射污染地區農產品出口臺灣成為阻滯臺日關系的新障礙。2018年 “九合一”地方選舉期間，臺灣民眾通過“反核食公投”，輕松跨越“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”的門檻，是十大“公投案”中“同意票數”最高的。強大的民意壓力加大了蔡當局開放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的難度。日方對此高度不滿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“非常遺憾”，“不排除通過世界貿易組織（ WTO）程序解決紛爭”。未來蔡英文當局能否妥善處理這一問題，將成為觀察臺日關系走向的一個重要指標。 【《臺海周刊》2019年第5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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